(96.7.5)一本探讨中国油画现状的专著认为,“目前内地艺术市场率充塞着大量商业化作品”,作者同时界定这些“毫无创意可言的一种范本式风格批量化复制”的作品为“行画”。该书引用了某位艺评家对商品化油画的分类:第一类可以概括为“篱芭、女人和狗”;第二类可以概括为“老屋、农妇和村景”;第三类可以概括为“水巷、老桥和船”;第四类是静物,瓷器、家具、绸缎和骨头。据分析,这些题材模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前些年在艺坛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几位画家,如何多苓、艾轩、罗中立、王沂东、陈逸飞等人及他们相关的乡土写实主义、自然写实主义等流派的绘画。
这本专著还分析了“行画”生产的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由画家本人制作行货,按照某种被认可的风格,如“水乡”题材等不断地重复和翻制;第二种是“即学随用”,利用年青学子的机敏大量摹仿复制;第三种是组织规模性生产,例如1991年在北京成立的某家行货公司……
这本专著谈及的主要是北方商业“行画”,事实上,中国商业油画的根源要深广得多,其市场渗透力亦超越了那些正统艺术家和批评家的想象能力。
明确地说,商业油画诞生于清代,早在1848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就有三十多家专为外国人绘制商品画的画店或画室。据外籍记载,当时“行画”的生产方式是由师傅或画店老板创作原画,交徒弟复制,或按顾客要求创作,又或来样复制,其生产方式与如今北方行画的第一类生产方式相似。由于当时外商大多要求画出地方风俗特色,一些悟性高的画家,知道如何依据生活而创作,所以偶尔亦有佳作出品。
鸦片战争后,上海有外国传教士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培训绘画等技能,其间亦小批量生产出宗教绘画。虽然这些画在海外影响并不大,但其中一些孤儿后来成为上海商业绘画(如月份牌年画)的中坚。从制作方式来看,这类宗教画可算是“行货”的一个分支。
清代商品画因摄影术的兴起而式微。到本世纪中叶,新形式的“行画”兴起。这些画最初由美国本土画家制作(五十年代美国建筑业和娱乐界需要大量装饰性绘画);后来,其生产移入人工便宜、税赋低的香港;到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有少量“行画”由中国出口公司组织生产;到80年代中期,广州及附近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行画”生产。广州行画生产最盛的时候,工场近20家,从业画工超过500人。按保守的估计,每个工场年产油画超过万张。
进入90年代,广州的“行画”生产有所变化。首先是外地画工渐次加盟,本地画工却多改行他业。外地画工大都进修过美术课程,基本功较扎实,能绘制较高水准的行画。其次是一些欧美画商直接到国内收画,他们要求画工能细致准确地描摹西欧古典油画,有的则要求有中国特色的创作或是前述一些中国式商品画的仿制品;有些画商更是把行货生产转向更有利可图的内地和北方,像1991年就有间卡玛美术公司,大规模招聘画工进行生产。
对于“行画”,美术界贬者众、分析者少,即使有人分析,也往往用过去的模式来加以批评。其实,行画是以商品生产开工进行制作的艺术商品,便宜、好销是基本准则,题材要求适应市场需求、渗透力强。原来大部外销的行货现已占踞国内低价油画市场即为例证。既然我们的画家不屑于涉足低价艺术品市场,又没有组织力量如限量印刷去推广自己的作品,那正好肥了行货商人,也让那些无望当大师的小画工有机会凭技术吃饭——好歹亦算位“职业画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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